刘亚楼，福建武平人，1910年出生。家境贫寒，父亲以砍柴卖柴为生，家里几乎没有田产，日子过得相当艰难。刘亚楼出生后不久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父亲无力抚养，便将他过继给了好友刘德香。虽然刘德香的家庭并不富裕，但他见刘亚楼聪明机智，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，也咬牙把刘亚楼送进了学堂，期望他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。
然而，刘亚楼高中毕业后，家中的经济条件依然没能支撑他继续求学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放弃学业，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，也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1929年秋天，年仅19岁的刘亚楼正式加入了红军。他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使他在红军中进步飞快，不到四年的时间，他就升任为红2师的政治委员。当时红2师的师长是陈光，参谋长是熊伯涛。
熊伯涛，湖北黄陂人，年长刘亚楼六岁。高中时期，他便积极参与革命活动，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11月，熊伯涛考入了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学校，毕业后被留在西北军任职，经过两年的磨砺，升任连长。1930年，中原大战爆发，冯玉祥战败后辞去职务，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6路军，派往赣南与红军对抗。
展开剩余74%26路军在当地毫无群众基础，蒋介石更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补给，导致部队士气低落，甚至连基本的食物供应都成问题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红军作战毫无胜算。几场败仗过后，部队士兵纷纷要求返回老家打鬼子。蒋介石不但不同意，还派重兵封锁了26路军的北返路线。在这极端的困境下，26路军的将士们终于爆发，在董振堂和赵博生的领导下，选择在宁都起义，最终加入了红军。
起义后的部队被改编为红5军团，熊伯涛被任命为14军41师的作战科长，三个月后升任122团团长。1932年6月，熊伯涛调任红3军第8师参谋长，后来又成为红一军团第31师参谋长。1933年8月，他被调任红一军团第2师参谋长，并与陈光、刘亚楼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。随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
在长征途中，有些战士知道熊伯涛曾在西北军中服役，对冯玉祥有些了解，因此主动请熊伯涛谈谈冯玉祥的看法。熊伯涛不仅分析了冯玉祥的缺点，也认可了他的优点，认为冯玉祥在西北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，并与蒋介石的作为有很大的区别。原本这是一次随意的闲聊，但有些人却把这段话带到刘亚楼那里，指责熊伯涛仍旧心系冯玉祥，认为他立场不坚定。
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红5军团后，有些老部队成员对新军官心存疑虑，熊伯涛曾在西北军中担任过职务，成为一些人质疑的对象。尽管熊伯涛当时只是连长，但由于长征路途艰险，部队的纪律问题日渐显现，一些人开始对熊伯涛的忠诚产生疑虑。刘亚楼当时年仅24岁，尚且年轻，且和熊伯涛的接触不深，过于依赖片面的报告。在没有充分了解真相的情况下，他召开支部会议，对熊伯涛进行了批判。
熊伯涛感到自己并没有做出过分的言辞，因此进行了解释，但最后还是被开除了党籍，这对他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随即，他被调离了原职务，去到教导营担任教员。尽管如此，熊伯涛并未因此沮丧，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。到了1935年秋季，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，经过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谭政的批准，熊伯涛的党籍被恢复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熊伯涛被调入八路军115师，后来又调到晋察冀军区，担任过军分区参谋长和司令员。与此同时，刘亚楼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，担任教育长，1939年赴苏联深造，直到1945年8月才回国。解放战争时期，熊伯涛和刘亚楼重逢。此时，刘亚楼已是东野的参谋长，而熊伯涛则是第12纵队副司令。
对于当年误解熊伯涛、开除党籍一事，刘亚楼一直感到内疚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在东野和四野时期，他未曾向熊伯涛道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，而熊伯涛则成为公安部队的副参谋长。尽管两人并没有太多工作上的交集，但刘亚楼始终对熊伯涛怀有歉意。于是，他自己掏钱购买了两瓶茅台，亲自登门拜访，向熊伯涛为当年的误会表达了歉意。
熊伯涛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，面对刘亚楼的道歉并未心生怨恨，反而一笑置之，几杯酒下肚，两人依旧是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。1955年，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，而熊伯涛则晋升为少将。1965年，刘亚楼不幸因病去世，年仅55岁。熊伯涛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心情十分沉痛，亲自参加了刘亚楼的追悼会。1975年，熊伯涛因病去世，享年71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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