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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炒股对于贺子珍的境遇亦怀有深厚的同情

江青案件18号。

周志兴

主题涉及江青所遭遇的第18起举报事件，实则是一封新的举报信。所谓“又”，是因为不久前我们曾提及江青处理另一封举报信的经历。那次案件的侦破过程颇为曲折，但最终成功结案。写信举报的人是严慰冰，她是陆定一的妻子，不仅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，同时也是高级干部的伴侣。在举报信发出时，陆定一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。

严慰冰，陆定一

今日谈及又一案例，恰巧同样涉及一位资深革命者及其高级官员的伴侣，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巧合。

原本这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琐事，本无需多言。然而，近期却有几人屡屡不休地为江青辩护，夸赞她如何伟大，如何功勋卓著。在我看来，江青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那般恶劣，也并非始终如一地糟糕。她确实有过做得正确之处，也确有值得称道的功绩。然而，她并非完美无瑕的善人，这一点从她对待匿名举报信的处理方式便可窥见一二。

我们从后往前说。

1980年三月末，浙江省委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绝密电文，明确指示省委副书记王芳即刻前往北京，参与对“四人帮”的预先审查任务，并允许其携带五名助手同行。中央方面特别强调，此事必须严格保密。

王芳

王芳，听起来像是一位女性的名字，然而他却是一位山东出身的壮汉。作为公安战线上的资深警察，他曾被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提议更名，去掉“草”字头。王芳也同意了这个建议。然而，在讨论过程中，伟大的领袖表示反对，他指出山东的绿化状况不佳，有些山上甚至没有草木，因此王芳头上的那棵“草”不应被去除。

这个名字就保留下来了。

实际上，王芳彼时已脱离山东的岗位，履职于浙江省公安厅，担任厅长的职务。他对公安事业情有独钟，早年便投身其中。回溯至1938年，当时年仅18岁的他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尚不足两年，便已崭露头角，身兼锄奸科长与军事审判所所长两职。

按常理推断，一位省份的公安厅长与伟人领袖的距离应当相隔甚远。然而，事无绝对，领袖对杭州情有独钟，自从他掌权以来，最常光顾之地便是浙江的省会杭州。自1953年起，领袖曾40余次造访杭州，累计逗留逾800日。至于王芳，自1952年11月至1965年8月，他担任省公安厅厅长一职长达13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领袖每次莅临杭州，他均亲自负责安保工作。因此，他时常能陪伴在领袖身旁，甚至有幸与领袖共进餐、畅饮、同游山水、畅游泳池，闲话家常。

许多事情难以计算。

二十余年后，那位领袖已离世，而夫人仍健在。此时，王芳接手的使命便是负责预审江青。

彼时彭真负责此案，王芳遂向其提出请求，希望由他来负责审讯张春桥而非江青。他的担忧在于，与江青关系密切，恐怕在预审阶段江青会举止失措，情绪失控。

有理，彭真亦赞同。

王芳与江青之间交往颇深，不妨从那封神秘的匿名信讲起。

1954年三月下旬，毛泽东虽已启程，领袖夫人江青却仍滞留于杭州。忽然，她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匿名信，这封信是由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代为转呈江青收阅的。

江青在接到匿名信后，心情烦躁不安。因此，她迅速联系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，向他进行了汇报。我推测，这或许是谭启龙有意让她去找王芳，毕竟公安厅长正是负责此类事务的。

翌日，江青与王芳进行了一场长达上午的交谈。她首先将匿名信展示给王芳，王芳仅瞥了一眼便表示不愿细看。鉴于其丰富的公安工作经验，他深知某些内容一旦触及，可能会引发灾难。然而，江青表情严肃地强调：“你不看难道让别人看？这是一封指向反革命的匿名信，作为公安厅长，你必须认清形势，协助我侦破此案。有人恶意编造谎言来中伤我，其真实意图并非针对我，而是指向了主席。”

紧随其后，她深情地叙述起自己的革命往事，坦言在青春岁月里，她曾是一位极为坚定、极为进步的革命战士。如今，面对某些人的恶意中伤，她坚信这背后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，诬蔑之举实属别有用心。

王芳终于明白了，这封匿名信主要揭露的是她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段往事，涉及个人的风流轶事以及被捕后的变节经历。写信人显然对江青那段历史以及党内高层的情况了如指掌。

究竟是谁呢？江青急于揭开谜团，她急忙向王芳询问：“你对扬帆了解多少？”

王芳，众人皆知，我自然与她熟络，便随意提及：“解放前，我投身于八路军，而她则是新四军的战士。解放之后，她担任了上海公安局局长的职务，我们之间来往频繁，关系亦愈发紧密。”

王芳的话语引起了江青的不悦，她追问：“你知晓他曾经的名字吗？他并非一直叫杨帆，而是曾用名殷杨。他曾在国民党的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职。”

她特意强调“国民党”这三个字，其意便是在将杨帆排斥于群体之外。

江青对杨帆不满。

三十年代，杨帆身为记者，活跃于上海“左联”，投身于文化救亡运动。由此，他对江青在上海那段时期遭遇国民党逮捕、变节自首的经历，以及其生活上的种种风流韵事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，均有深刻了解。

当演员时的江青

而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，听说刚当上领袖的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，他很不赞成，就要杨帆整理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，以他自己的名义，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报告。报告最后写道:“此女不宜与主席联姻。”

该报告亦明示了资料出处，即曾参与上海的文化救亡活动，并现任军部秘书职务的杨帆先生。

这份报告不幸落入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手中，随即，他将它转交给了同乡江青。

江青无疑在杨帆的名字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，那是一种充满仇恨的印记。

毛泽东或许并未览阅此份报告。实际上，据我所知，当时表面上担任党内一把手的是张闻天，他起初并未打算对毛泽东的婚事提出异议。然而，鉴于地方上不仅有项英一人持有不同看法，他最终还是未能抑制住自己的意见，进而劝诫了毛泽东。这一行为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裂痕。

遭受江青迫害的扬帆，身心俱受重创，最终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，双目亦已失明。

杨帆亦不幸陷入困境。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，他因所谓的历史问题遭受了康生的关押，长达十个月之久。幸得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挺身而出，承受巨大压力，方才使杨帆得以重获自由。然而，他再次遭受打击只是时间问题。1955年，杨帆再次被指控为反革命和特务，身陷囹圄。潘汉年亦因诸多无端的罪名，再加上庇护杨帆的嫌疑，被定性为潘杨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。直至文革终结，两人方才得以昭雪。遗憾的是，潘汉年在劳改农场离世，而杨帆虽幸存，却已身心俱疲，精神几近崩溃。

江青对那个时期的上海还是很熟悉的。她又问王芳：

你认识覃晓晴吗？

王芳深知，覃晓晴不仅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的贤内助，更是一位资深的地下党员。然而，对于其中的内情，他却一无所知，只得含糊其辞，表示并不太熟悉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王芳逐渐了解到，1934年，江青在上海被捕，覃晓晴与她曾共处一室，同被囚禁于同一牢房。得知这封匿名信后，江青决定梳理与她相关的所有人物与往事。

根据覃晓晴的追忆，江青被捕之际，她亦被牵连，彼时江青供出了她，导致她随后被捕。此说法似乎有所根据，覃晓晴在回忆录中坦言，她亦曾供认“无名剧社”中的一些成员，其中包括李鹤，即江青本人。

覃晓晴所撰写的回忆性文字，成文于1976年12月18日。彼时，江青被捕尚不久，若提前三个月，她恐怕亦不敢贸然动笔。

她回忆道，被捕之际，一名外号“黑大个”的特务曾向她询问：“似乎有人对你有所关注，你姐姐可是李鹤？她曾向我们提及你。”特务接着说，“你瞧，有些人遭遇不佳，坐过老虎凳，甚至落入了龙华监狱，但李鹤的情况却与他们不同。她在我们这里仅仅住了几天便重获自由。她性格开朗，活泼可爱，京剧唱得也很动听，还曾多次为我们演唱。”

江青始终否认自己曾在上海服刑，她试图抹去这段过往。然而，她心中仍存疑虑，便向王芳询问国民党特务赵耀珊的下落，实际上指的是那位高大的黑衣人。王芳告知，该特务在解放后已被处决。得知此事后，江青才稍感安心。

但是，匿名信成了江青的一块心病。她回到北京后，报告了毛泽东。毛泽东开始不以为然，说，是不是你得罪了什么人？江青却上纲上线，甚至上升到了解决“高饶反党联盟”的高度。

领袖沉默即同意。

在最高领袖的默许下，声势得以壮大，匿名信事件被正式命名为“18号案件”，随之展开了一场细致入微的侦查行动。

江青指导破案。

鉴于匿名信封上清晰标注着“华东文委”的字样，江青指示公安部门将侦查工作重心置于上海的党政机关及文艺领域。

不久后，中共中央华东局于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。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以及王芳同志均出席了此次会议。会上决定，将这起匿名信事件列为特大案件进行深入侦查。具体而言，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全面负责，上海地区的侦查工作则由黄赤波同志领衔，而浙江地区的侦查任务则交由王芳同志承担。

会议对案件进行了细致剖析，将关注焦点集中于那些曾在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艺界的特定人士。

侦破工作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展开。鉴于案件涉及领袖夫人，各层级均高度重视。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负责案件的侦破，每隔数日便会亲自听取汇报。

彼时，专案组将笔迹与匿名信相似且对江青持有不满情绪的个体，悉数纳入侦查范围，并对其展开了深入调查。经搜集，累计获得了800余份笔迹样本，并对之进行了细致的笔迹鉴定分析。案件的卷宗堆积如山，多达五六包之巨。

这些侦查对象中，涵盖了江青昔日房东家的女佣秦桂贞，她对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了如指掌；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妻子朱岚，曾对江青表达过不满，亦被纳入嫌疑名单。然而，时日已逝，此案却仍旧悬而未决。

江青不满，屡次催促。

当时，被侦查时间最长且疑点最多的，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、知名书画家赖少其的妻子——曾菲。

赖少其与曾菲

此事件源于她丈夫赖少其的一番举动。赖少其在上海市首届党代会上提交了一项议案，呼吁组织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必要的关照。

江青对贺子珍心存忌惮，故而她推测赖少其的行为源于对自身的怨愤。

公安部门留意到赖少其的背后，却发现其妻曾菲与贺子珍一家交情匪浅，对于贺子珍的境遇亦怀有深厚的同情。此外，曾菲对毛泽东于1952年在上海未与贺子珍之女李敏会面一事，亦颇有微词。

这实属常见。首先，曾菲素有“女汉子”之称，记得有一次，她偶遇一名叛徒，随即掏出一枚手榴弹，拉出导火索，厉声命令对方，若想求生，便须随她而去；若不然，便将一同葬身于此。她单枪匹马地将这名叛徒制服。

贺子珍姐妹

贺子珍的胞兄贺敏学与曾菲，昔日均为新四军的并肩战友。解放后，贺敏学在上海履职，与曾菲同住一城，两家相隔不远，因而亦与贺子珍相识。及至贺敏学奉调离沪，便将照料贺子珍及长辈之重任，托付给了曾菲。

更令人巧合的是，赖少其恰巧在华东文委任职，这与匿名信的信封上的信息不谋而合。

在向柯庆施作了详细汇报后，他断定曾菲具备作案的相应条件和思想基础。随即，公安部门搜集了曾菲的笔迹样本。鉴定结果显示，其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高度吻合！

曾菲成重点审查对象。

尽管对曾菲进行了持续且隐蔽的调查，却始终未能搜集到任何确凿的证据。

在此期间，江青屡次催促询问，显然她对于案件迟迟未能破获，心中颇感不悦。

竟不料，18号案件竟如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所言，意外降临。

七载时光流转至1961年，一次偶然的机缘之下，真相水落石出：那位匿名致信江青者，竟是林伯渠的妻子——朱明女士。

50年代林朱在苏联

朱明，本名王钧璧，来自安徽定远县，于1919年诞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。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，王钧璧随家人迁徙至四川避难。翌年春天，在林伯渠的积极协调下，王钧璧抵达延安，进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，并更名朱明。

1945年春季至夏季，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，林伯渠同志光荣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。恰逢这一重要会议期间，年届六旬的林伯渠同志与年仅二十六岁的朱明女士喜结连理。

林伯渠声望卓著，乃延安五老中的佼佼者。谁料，家事牵连，竟成为众人意想不到的焦点。

中办主任杨尚昆曾参与破案。

林伯渠离世之后，朱明致信中央，就林伯渠逝世后遗留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汇报。此信最终落入了杨尚昆的手中。

1953年，杨尚昆多次审视了江青收到的匿名信，对其中的笔迹记忆犹新。在阅读朱明向中央提交的报告后，他察觉到报告上的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极为相似。随即，他拨通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电话。经公安部专家鉴定，证实两封信的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。

不久后，杨尚昆与徐子荣一同与朱明进行了交流。朱明毫不犹豫地坦白，八年前曾匿名致信于江青。

王芳回忆道，在杭州休养期间，江青身旁显得有些寂寞，因此，他安排了陪同林伯渠夫妇一同来杭州的林莉（即林伯渠与前妻之女）陪伴江青。林莉自幼在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成长，并在苏联完成了大学学业。1949年，江青前往苏联治疗时，林莉担任了她的翻译，两人之间建立了不错的感情，江青对此次的安排也并无任何异议。

那封匿名信极有可能是在朱明身处杭州之际所撰写，随后在上海投递发出。

此事件一经揭露，朱明便在家中吞服安眠药，遗憾离世，年仅42岁。随后，他被官方定性为“反革命畏罪自杀”；在文革期间，其身份又被重新定义为“反革命分子”。与此同时，林莉因涉嫌同谋，亦被拘捕入狱。

自“四人帮”被彻底粉碎之后，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案卷进行了彻底复查，并最终作出明确判定：朱明所撰写的致江青的信件内容并无不当，此前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实属误判，此案纯属冤屈，亟需予以昭雪，恢复其名誉。

在江青尚无实权之时，她的行事仍保持一定的节制，然而权力却能将人改变，这一点在匿名信事件中显露无遗。

正如前文所述，江青的“18号案件”引人深思。它揭示了一个道理：权力易于使人性扭曲，权力越是显赫，个体越有可能任意妄为。

尽管18号案件已告破，江青心中却难以释怀。一方面，负责此案的王芳似乎在处理过程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；另一方面，案件侦破过程中，似乎有大量关键材料被浙江和上海的公安部门所掌握，这始终是她心中的隐痛。

她此时拥有了更大权力。

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，江青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，随后又被誉为“毛主席的忠实学生”和“伟大的旗帜”，她的气势愈发嚣张。她开始颐指气使，傲慢无礼。

在1964年之前，王芳的仕途迎来了新的飞跃，他晋升为浙江省副省长，并随后又兼任了温州地委书记的职务。然而，在那个文革动荡的年代，像王芳这样的“走资派”若不被推翻，似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如同众多领导干部一样，王芳也遭遇了被打倒的命运。

然而，他与众不同，只因有人始终记挂着他。

1968年2月28日，夜幕低垂，杭州城刚刚经历了纷纷扬扬的大雪。在那个寒冷的夜晚，王芳被押送至一架空军专机，飞往了首都北京。

七年后，王芳方才得知，与她同乘一架航班的，竟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17位同仁，他们均与“18号案”的侦查工作密切相关，涉及上海市公安局与浙江省公安厅的相关人员。抵达北京后，众人无一例外地被羁押，并接受了中央专案组的审讯。

王芳回想起，自他被拘禁于北京监狱的那一刻，便开始沉思：究竟是什么缘由将他带到了这里？

他迅速得出结论。

中央专案组负责审理此案，他们聚焦一点进行深入调查，即探究王芳究竟收集了多少关于江青的负面材料。

专家组成员们的态度时硬时软，对我不断催促，要求我详细说明搜集有关江青的负面材料的情况。

仍是18号案件的余波。

在这段历史画卷中，我们得提到一位关键人物——许建国。他是一位资深的共产党员，于1922年入党，曾是延安时期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成员之一。在延安那段岁月里，他负责领导江青，将其发展为类似现今网格员或线人的角色，规定江青需定期向他汇报。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系亦颇为密切。许建国曾担任天津市公安局长、上海市公安局长，以及公安部副部长等职务，后来更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大使。然而，到了1967年底，江青在天津公开发难，指责许建国是特务，称其多年来一直在暗中针对自己。

许建国、方林

自然，江青对许建国心存不满，却难以直言的一桩事，便是在他任职上海期间，毛泽东赠予贺子珍的物品与款项，均是通过他之手转递。此乃因其口风严谨，为人可靠。

如此一来，许建国不幸被捕入狱，度过了长达七年的囚禁生涯。至1975年，审查结果判定其为“叛徒”，并将其开除出党。然而，在1977年，许建国含冤离世。

许建国夫人方林的回忆，1967年春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许建国询问“18号案”时，有当时的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”张春桥在侧。听到许建国谈及1954年侦查“18号案”时，张春桥说了句：“我怎么会不知道？”随后，许建国回应道：“你当时可是宣传部副部长，不知情的事情自然不少！”

此言得罪了得势的张春桥。

周恩来之所以询问许建国关于“18号案”这一历史往事，源于罗瑞卿作为“彭、罗、陆、杨反党集团”中的一员，正遭受批判。罗瑞卿曾是我国首任公安部部长。江青借此机会翻出旧账，指责罗瑞卿在侦查“18号案”的过程中，搜集有关她个人的所谓“黑材料”。

张春桥势必将此次交谈的详情向江青进行汇报，并必定会实施一系列应对措施。

1967年1月8日，造反派在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办公室保险柜内发现封存已久的“18号案”相关资料，随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。到了2月23日，张春桥指派秘书带走“18号案”的相关材料，并向“中央文革小组”透露：“我认为那些对他们不利的资料恐怕早已被销毁。”随后，在4月21日，江青派遣人员前往上海，将“18号案”的完整档案运往北京。

江青批示道：“案件已告破，犯罪嫌疑人不幸自尽，相关材料已无保存之需。”

据此，中央专案二办遵照江青的旨意，草拟了一份关于销毁此案的报告。林彪在报告上批示道：“由谢富治、杨成武、汪东兴等人共同负责实施销毁。”

9月27日，于中南海勤政殿，谢富治与汪东兴亲临现场，亲手销毁了查破“18号案”的相关档案资料。

众多高层人士对此等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投以关注，足见当时政治环境的异样。

在“18号案”档案资料即将被销毁的关键时刻，1967年9月5日，江青向造反派散布谣言，声称：“上海市公安局对我进行了大量不实资料的收集和整理。”

9月11日，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会议上发表批评，质问道：“为何上海市公安局未对此事展开调查，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又是如何？”

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领导迅速展开行动，着手调查所谓“整江青黑材料事件”的“内情”及其“幕后策划者”。随后，他们向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洪文提交了题为“关于查实反党集团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情况的报告”的汇报。

9月21日，上海市公安局内部六个对立派系联合致信张春桥、王洪文、谢富治等人，提交了题为“关于反党黑帮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调查报告”的文件。该报告篡改了原始办案人员的证词和陈述，无端指控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人黄赤波等人“假借调查18号案件之机，采取各种卑劣手段，搜集整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”，并强烈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审查。

江青借此找到了可趁之机，随即遵照指示，命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上海文艺界的部分人士实施了抄家行动。他们不仅销毁了与江青有关的影片、报纸、杂志、图片等资料，甚至连当年公安部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有关材料也被付之一炬。

她以为这样历史就清白了。

记忆难以抹去。

昔日担任上海市要职的陈丕显，曾对那段往事进行了详尽的回忆：

1952年三月，我自苏南区党委书记的职位上调任为上海市委的代理第一书记。鉴于上海众多人士对江青的了解，关于她的浪漫生活传闻也不在少数。因此，我对她个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内心有所考量，然而在表面上，我仍保持谦恭有礼。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，毕竟她的身份非同一般。幸而，江青抵沪后迅速结识了柯庆施与张春桥。在柯庆施不幸病逝之后，她与我之间的交往才逐渐增多。记得1965年某日，江青特地邀请我与谢志成（即陈丕显的夫人）以及张春桥至其西郊宾馆的住处共进晚餐，这大约是她对我们支持革命现代戏的答谢之举。

也是在酒后言辞略显畅快之时，我们在宴席上回忆起投身革命的往昔岁月，我提及谢志成同志参加革命活动，受到了华家的影响颇深。

“华家？”江青随口问。

谢志成回忆道，在故乡无锡求学期间，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极为亲密的同窗好友，名叫华辉，亦称华英。华辉的家庭思想先进，早年便投身并坚定支持革命事业。她的二哥华斌、姐姐华萼均在早年便加入了党组织，他们时常向我们传授革命理念，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。1934年，华辉赴上海投身“反帝大同盟”的活动，归来时赠予我一条衬裙，她表示这是与她有组织联系的同志所赠，而那裙子的赠送者则是上海的蓝苹。华辉将衬裙赠予我，意在将其视为“信物”，期望我早日加入革命队伍。

江青闻言，神色骤变，急忙辩解道：“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！真的没有这回事！你知道我那时的名字吗？”

“蓝苹啊，我听闻你曾经演绎的《大雷雨》可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”志成直言不讳地说道。

“同学叫什么？”

“她以华英为名，人称华家的小妹，不幸于福建英勇捐躯。她的姐姐华萼，曾与你共度牢狱生涯。此外，我还听闻有位陶方谷，又名陶永，他同样与你在囚室中同患难……”

谢志成，在新四军时期，曾担任军部速记员一职，为叶挺、项英、曾山等杰出领导进行速记工作。他拥有超群的记忆力，对那些亲身经历的往事历历在目，闲谈时信手拈来。未曾想，这些随意的言谈却无意中触及了江青内心的痛楚与隐秘之痛。

“绝无此事！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！我从未被捕，更未曾将任何衬裙赠予他人……”江青语气坚决，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
气氛瞬间变得极为尴尬，张春连头也未抬，只是专心致志地用餐，沉默不语。

但是，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，说是没有暴露身份，更没有“自首”、“动摇”之类的事。江青说：“我是在伪装哭泣后被释放的。”

事实上，当时众人并未预想到要揭开江青的过往黑幕，不过是随意提及了一些旧事。然而，反倒是江青自身，心中有所亏欠，显得尤为不安。

后来得知，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，成为一块心病。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，江青曾问过他：她1935（应为1934）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“扣留”过，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）。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。就在那次谈话之后，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，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。与此同时，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，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。此后不久，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，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，所以才要这份档案。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。然而，1968年2月，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，她却反咬一口，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“黑材料”，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、公安局长黄赤波、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，投入监狱；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、吕剑光等人。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，在“文革”中备受迫害。大哥华渭臣、二哥华斌、姐姐华萼、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、被斗、被关，受尽凌辱和折磨。华萼被迫害致死。

陈丕显回忆录中记载。

不久，专案组对王芳的审查升级了。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，这几个人很左，调子唱得很高，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，誓死捍卫江青同志，谁反对江青同志，就坚决打倒谁。他们厉声道：王芳，你搜集了江青同志的负面材料，证据确凿，无法抵赖。你不仅目睹了反革命匿名信，还亲身参与了相关案件的侦破。你的行为甚至超过了朱明。你必须如实招供，你究竟搜集了多少江青同志的负面信息？又将这些内容透露给了哪些人？

那阵子，王芳的日子颇为艰辛。那时的关押者，饮食供应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。正部级干部每日三餐，而副部级干部则每日两餐。身为副省长的王芳，按照副部级标准，每日仅得两餐。一顿饭，两个仅鸡蛋大小般的窝窝头，我总是将它们一分为二，每半口分两次入口，如此一来，一顿饭便是八口，一天总计十六口。早餐，一碗米汤，米粒难得一见。晚餐，则是一碗未清洗的大白菜。这样的饮食，连半饱都难以实现，每日饥饿难耐。

另有一些规章，诸如每半月沐浴一次。每日上午，允许半时辰放风，即轮流至天井中稍作活动。在此处被拘者，彼此不得面对面相见，即便在厕所亦然。需先敲响报告守卫，由守卫转告班长，待获准后，点亮红灯，方可入厕。守卫则会立于厕所门外严守。如厕完毕，警报解除后，方可回返室内。

除了那本红皮书《毛主席语录》之外，阅读的报纸亦无从寻觅。日间，只得或坐于凳上，或卧于木床，面壁而坐，严禁躺卧。床头悬挂着一盏明亮的灯泡，无论昼夜，始终熠熠生辉。门口的战士透过窗户，时刻警惕地监视着屋内的任何动静。一旦有人违反监规，轻则遭受斥责，重则遭受拷打。几乎每日，都能听到门外走廊里传来的阵阵惨叫之声。

王芳提及，他算是幸运，未曾遭受过体罚。然而，有一次在倒开水时不慎将热水壶弄炸，致使看管人员禁止他饮用开水长达两天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趁着上厕所的机会，饮用自来水来解渴。最终，他还是自己出资购买了新的热水壶。

林彪事件后，生活待遇有所改善。

王芳后来荣任公安部部长，秦城监狱隶属其管辖之下。在审视监狱之际，或许他心中不禁会泛起对往昔囚徒生活的回忆。

王芳幸免于难，毫发无损地走出了牢狱，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对那位曾在浙江接待过他的公安厅长的记忆。

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泽东合影

谢静宜，曾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，后来向王芳透露，1970年冬日，她于北京大学蹲点期间，在一份造反派印刷的小报上发现了关于王芳涉嫌勾结美蒋特务，企图加害我国伟大领袖的内容。归途中，谢静宜将那份报纸呈递给了毛泽东。毛泽东手持放大镜，仔细审阅后对谢静宜说：“没错，就是他，王厅长。”情绪激动地表示：“浙江造反派对王芳穷追不舍，诬陷他反对我，意欲加害于我。但我不信，我深知王厅长。他怎么可能反对我呢？我若不知，他又何必隐瞒？我每年多次前往杭州，他都负责我的安保。若他真有加害之意，我岂能安然无恙至今？”毛泽东又对谢静宜说：“王芳是个好人，只是有时喜好饮酒，你告诉他，今后应戒酒为好。”

王芳未获释。

至1973年7月，毛泽东再次想起了王厅长，遂向汪东兴询问王芳的近况。此次询问速度较快，不久后，中央专案组便草拟了《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》。

王芳仍在狱中。

刘馨，王芳之妻，在忍无可忍之际，向毛主席致信，迫切要求释放王芳。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，将刘馨的信件以《来信摘要》（第1336号）的形式呈递给了毛泽东。摘要中提及：“浙江省原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，反映王芳自1968年起便遭受审查，至今已有七八年时间。如今，他身患多种疾病，生命垂危，恳请主席尽快作出结论，或准许他回家疗养。”信件末尾附上了刘馨于9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原文。

1974年10月28日，毛泽东亲自批示：“王芳、吕剑光二位同志，我审阅后认为毫无疑义，应予解放。”

毛泽东在落笔签署日期之后，随即又添上一句：“这二人我颇为熟悉。”

在毛泽东亲笔签署批示的翌日，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向王芳展示了这份批示，随之，王芳得以重获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