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
在福建闽侯县螺洲乡吴厝村的一个小院里，吴石降生于一个清贫的寒儒之家。
那是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，家境贫寒的吴家，始终未能摆脱贫困的阴影。
吴石自幼便明白，唯有通过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
他的母亲在他8岁时便开始教他识字，家中虽无余财，但父母对他的教育从不懈怠。
父亲吴国琬在乡公学任教，将他送入公学读书，期望他能通过学业走出这片穷乡僻壤。
12岁那年，吴石得以进入新式小学，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，书本成了他唯一的寄托。
14岁时，吴石考入福州开智学校，这所学校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
学校的教师多是胸怀理想的青年，他们常在课堂上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历史，列强如何瓜分国土，帝制如何腐朽不堪，百姓如何在战乱与贫穷中挣扎。
吴石第一次意识到，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。
他的眼界被打开，心中的志向也悄然转变，不再仅仅是为了摆脱贫困，而是要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做些什么。
他立下志向，要通过求知来报效祖国，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。
此后的吴石，学习更加刻苦，志向成为他前行的动力。
他先后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，随后又远赴日本，进入东京炮兵专科学校深造，最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战略。
在每一个求学阶段，他的成绩都名列前茅，尤其是在日本陆军大学的毕业考试中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学业，这一成就不仅让中国留学生扬眉吐气，也在中日军界引起了轰动。
他被誉为“十二能之人”，精通多门技艺，又因对日本军事体系的深刻了解，被称为“日本通”。
吴石的才华在异国他乡得到了充分认可，但他始终记得自己的根在中国，自己的目标是为祖国效力。
学成归国后，吴石投身国民党军队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。
他不仅在参谋岗位上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，还在学术领域贡献良多。
他撰写了多部军事著作，如《兵学辞典缀编》《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之研究》《孙子兵法解析》等，其中《兵学辞典缀编》被军界视为经典参考书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受教于他。
在陆军大学任教期间，他也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，培养了一批批军事人才。
然而，尽管才华出众，吴石在国民党内部的晋升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
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，既不属于浙江系，也不属于黄埔系，这使得他在早期并未受到特别的重用。
派系斗争的现实让他初次感受到体制内的局限，但当时的他依然将报国之志寄托于军旅生涯。
全面抗战爆发前，吴石已晋升为陆军少将，凭借扎实的军事素养在军中站稳脚跟。抗战期间，他被任命为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处长，负责战略规划。
武汉会战前后，蒋介石几乎每周都会亲自召见他，询问作战方案，他的建议往往直击要害，深得信任。
1939年，他参与制定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，方案得到前线将领的一致认可，战果显著。
吴石逐渐成为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高级参谋，地位显著提升，肩上的责任也愈发沉重。
在军旅生涯稳步上升的同时，吴石的内心却并非毫无波澜。
抗战中的某一天，他在韶关视察时，意外重逢了阔别20年的老友吴仲禧。
吴仲禧当时担任第四战区军务处长兼韶关警备司令，是一位思想进步的人士。
两人重逢后，吴仲禧常通过书信与吴石交流，信中充满了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和对未来出路的思考。
这些交流让吴石开始接触到一些新的理念，也让他对国家现状的认识更加深刻。
不久后，吴石被调入第四战区，担任军法执行监，与吴仲禧在柳州共事，两人的交流更加频繁。
在第四战区任职期间，吴石还偶然卷入了一桩外事事件，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。
当时，广西镇边县政府急电第四战区，称抓获一名“日本间谍”，请求处决。吴石察觉到事情蹊跷，要求将人送到自己面前审查。
经过确认，他发现此人并非日本间谍，而是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。吴石对胡志明以礼相待，秉持共同抗日的原则，不仅未予处决，还允许他在柳州常驻。
他甚至推动越南各抗日力量在柳州成立越南民族同盟会，举办军政干部培训班，吸引众多越南青年参加。胡志明对此感激不已，与吴石结下深厚情谊。
这段经历让吴石对共产主义者的印象有所改观，也为他日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一粒种子。
抗战时期，吴石还亲历了湘桂地区的战乱惨状。日军调集重兵围攻，贵黔公路上难民流离失所，尸横遍野的景象让他痛彻心扉。
他多次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增援，却因派系矛盾和蒋介石将注意力集中在剿共而无果。中央军与桂系的内斗让前线救援迟迟不到，吴石对国民党体制的失望逐渐加深。
他开始怀疑，这样的政府是否真能带领中国走向复兴。他的内心开始动摇，但报国的信念依然支撑着他继续前行。
02
抗战时期的湘桂地区，战火连天，吴石亲眼目睹了日军围攻带来的惨状。
贵黔公路上，难民拖家带口，沿途死伤无数，哀鸿遍野的景象刺痛了他的心。
作为军令部的高级参谋，他多次向国民党当局电请增援，希望能挽救更多无辜性命。
然而，派系斗争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军队，中央军与桂系之间的矛盾让救援迟迟无法落实，蒋介石的大半精力又集中在剿灭共产党上，根本无意调兵支援。
吴石的请求如石沉大海，他内心的失望与愤怒交织，最终在悲愤中大病一场。
病愈后，他辞去了参谋长的职务，转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办公室主任，试图在新的岗位上寻找一丝希望。
在重庆的日子里，吴石并未停止对国家现状的思考。
抗战时期，他曾接触过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，如周恩来、叶剑英等人，他们的言行与理念让他印象深刻。
与此同时，老友吴仲禧的影响也在持续发酵。
吴仲禧通过书信不断与他交流，探讨国家的出路与未来的希望，这些思想的碰撞让吴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。
他逐渐对共产党的主张产生兴趣，甚至开始秘密收听解放区的广播，还让长子吴韶成协助记录内容。
他的亲共倾向不再掩饰，甚至在邻居毛人凤面前也毫不避讳地表达对现状的不满。
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暂时搁置的矛盾迅速浮出水面。吴石敏锐地嗅到了内战的气息。
1945年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，与国民党签订《双十协定》，根据协定，上海由国民党负责接收，吴石随部出任上海市政局局长。
在上海期间，他频繁接触到最新的军事部署图表，凭借深厚的军事素养，他能迅速识别出资料的战略价值。
与此同时，上海物价飞涨，民生凋敝，百姓生活困苦不堪，这些现象愈发让他意识到，国民党已无力挽救中国，他的信念开始动摇。
1946年6月，蒋介石调集兵力围攻中原地区，悍然发动内战。
吴石得知消息后，对蒋介石的失望达到顶点。
他曾发出“国民党不亡天无理”的慨叹，这句话甚至传到了蒋介石耳中，蒋介石特地派人调查，但当时并未查出任何端倪。
此时的吴石，经过长期的思想挣扎，终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
他主动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，三个月后，便开始为中共收集情报。
他还将好友吴仲禧引荐出任国防部监察官首席监察官，以便更好地获取国民党内部的机密信息。
1947年4月，在好友何遂的安排下，吴石来到上海锦江饭店。
这家饭店由党外“党员”董竹君创办，长期以来是中共地下党的接头场所。
董竹君本人也对国民党失望透顶，转而支持革命，资助过包括宋时轮将军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。
在锦江饭店，吴石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刘晓会面，这次会面标志着他正式成为地下党员。
中共为他确定了代号“密使一号”，并制定了工作原则：“只蛰伏，不启用；待战时，见奇效”。
吴石从此开始了隐秘的双重生活。
两个月后，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。
吴石利用自己在国民党高层的职务之便，通过多方关系源源不断地向中共传递情报。
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，他特地写下一封亲笔信，交给吴仲禧，助其打通与徐州高层的关系，获取更有价值的军事情报。
吴仲禧成功进入徐州剿总司令部，将从东面海州到西边商丘的国民党部队番号、驻地、兵种等核心部署信息记录下来，随后这些情报被送达组织。
吴石得知消息后，长舒一口气，知道自己的努力为战局争取了重要转机。
1948年底，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。
他再次利用职务便利，巧妙地将大量军事绝密档案留在福州，保存在戚公祠大殿内，并在解放军接管时顺利交接。
这些档案为解放军后续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平津战役临近结束时，蒋介石面对解放军的势如破竹，决定放弃淮河防线，假意和谈，实则暗中整合长江以北残余军队，加紧部署长江防线。
解放军急需确定渡江主攻方位，而最关键的是找到防守最薄弱的区域。
吴石主动请缨，亲自承担起这一任务。
接下任务后的半个月内，他不顾上海、南京两地的巨大风险，每晚九点至次日凌晨三四点往返两地，秘密摸查兵力部署情况。
期间，他几乎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，精神高度紧张，头痛成为家常便饭，但他始终咬牙坚持。
1949年3月，在何遂之子何康的寓所内，吴石亲手绘制出绝密的《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》。
这份图纸细致到部队番号精确至团级，为解放军确定渡江主攻方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。
随后，何康将图纸送至中共中央。4月21日，在这份情报的指引下，解放军百万雄师成功强渡长江。
战后，蒋介石察觉到异常，解放军几乎完全沿着防守薄弱环节进攻，他意识到内部必有奸细，但一时无法查明真相。
渡江战役胜利后，蒋介石前往台湾前，亲自委任吴石为国防部参谋次长。
面对这一任命，吴石陷入深深的纠结：是留在大陆转赴解放区，还是前往台湾继续潜伏？
经过深思熟虑，他最终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。
他对组织表示：“我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，现在还有机会，个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在做出决定前，吴仲禧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，见他去意已决，便安排旧识、第四战区原副参谋长陈宝仓与他一同赴台。
临行前，吴石将长子吴韶成、长女吴兰成留在大陆，仅带上妻子王碧奎、幼女吴学成和幼子吴健成前往台湾。
这一决定让他内心备受煎熬，骨肉分离的痛楚难以言表，但他明白，为了革命大业，他别无选择。
03
吴石带着妻子王碧奎及两个幼小的儿女抵达台湾后，被蒋介石委任为国防部参谋次长。
这个职位让他得以接触到国民党在台湾的核心军事机密，也为他继续为中共效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。
抵达不久，他迅速与中共重新建立联系，并组建了一个小型情报小组，核心成员包括交通员朱枫、副官王正均、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，以及随他一同赴台的陈宝仓。
为了传递情报，他们搭建了一条单向情报链：每周六，朱枫以“吴太太”的身份前往吴公馆，从吴石手中取走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重要情报。
这些情报多由王正均、陈宝仓、聂曦等人协助收集，随后由朱枫交给特别交通员，经香港转至华东局，最终送达北京，呈至毛泽东案前。
周恩来等人也通过秘密渠道与他们保持联络。
截至1950年2月，吴石与朱枫在台湾共秘密会面七次。
他们传递的情报包括《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地理资料分析》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、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《海防前线阵地兵力、火器配备图》、台湾海军基地舰队部署、国民党东南区驻军番号及人员装备统计等绝密资料的微缩胶卷。
这些情报每一份都至关重要，为解放军筹划渡海作战提供了关键依据。
毛泽东在审阅这些情报后，赋诗《赞密使一号》：“惊涛拍孤岛，碧波映天晓。虎穴藏忠魂，曙光迎来早。”
这首诗既是对吴石贡献的高度肯定，也是对他在敌营中孤身奋战的深切关怀。
然而，潜伏的道路注定充满凶险。
1950年3月，情报网中的关键人物蔡孝乾被国民党逮捕。
蔡孝乾性格软弱，且有好女色的弱点，国民党利用他与小姨子的私情，安排小姨子入狱对其进行劝说。
蔡孝乾最终在压力下崩溃，向国民党当局供出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全部人员名单，其中赫然写着“吴次长”。
吴石的身份彻底暴露，他很快被软禁，随后被正式逮捕，关押进监狱。
狱中，他遭受了残酷的审讯与折磨。
根据与他同住一间监狱的刘建修的回忆，吴石被提出囚室后，往往要到天亮才被送回，身上满是伤痕，有时甚至是被抬回来的。
他的右眼在酷刑中失明，腿部肿胀严重，因疼痛常常只能躺着，无法动弹，但始终没有吐露任何机密。
在被关押的三个月十一天里，吴石身心遭受严重摧残。
知道自己难以生还，他利用《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》封底的空白处，以草书断续写下遗书。
他在遗书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，感叹“陷此悲境、不能自保其身”，对妻子王碧奎表达了深切的愧疚：“30年夫妇……感觉有负于她。”
提及儿女时，他写道：“幼子向在膝前，朝夕相伴，今春方入幼稚园，未及见其入学即遭此难。提及儿女，至为伤心。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？思之不禁泪涔涔下矣。”
遗书结尾，他写道：“十余年来风尘仆仆，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，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，致读书养性功夫，大大欠缺，而有今日失足。夫复何言，夫复何言！”
字里行间，流露出他对未能完成大志的遗憾。
1950年6月，随着审讯的推进，吴石等人的最终处理方案被提上日程。
最初，主审官蒋鼎文等人向上级周至柔提交的判决是从重判处但免于死刑。
然而，6月7日周至柔将意见呈交蒋介石时，蒋介石勃然大怒，明确要求立即处决。
开庭前一天，蒋介石亲自签发的《总统宁高字390084号》死刑执行令已送达军法局。
宣判后，吴石、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四人被告知可当场书写遗言。陈宝仓俯身写下遗嘱的瞬间，被镜头定格，成为他们生命最后的影像。
宣判后仅十分钟，四人被宪兵押上卡车，从军法局前往台北马场町刑场。刑场距离军法局仅15分钟车程，选择如此近的地点，显然是为了迅速执行死刑。
刑车经过上海路、南海路等街区，沿途有不少军民冒雨围观。
吴石看着车外的景象，对押解士兵说道：“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，这是血脉、民心。几十年后，我会回到故里的。”
这句话平静而坚定，流露出他对未来的信念。马场町是一片荒凉的坡地，日据时代便是处决犯人的场所。四人被宪兵搀扶下车，由左至右跪于坡地之上。
1950年6月10日，吴石就义时年56岁，朱枫45岁，陈宝仓50岁，聂曦仅33岁。
临刑前，吴石吟诗一首，诗中写道：“天意茫茫未可窥，悠悠世事更难知。平生殚力唯忠善，如此收场亦太悲。五十七年一梦中，声名志业总成空。凭将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嗟堪对我翁。铁骨铮鸣，热血空悬。山河大志，日月不朽。”
诗句中，他对自己的结局并无怜惜，只叹大志未成。
吴石牺牲后，香港《星岛日报》以《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》为题报道了此事，但未披露诗歌内容。直到多年后，他的家人才将遗书末尾的诗句公诸于众。
1975年冬天，病重中的周恩来仍心念吴石，临终前说道：“我们绝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，比如吴石将军……”
1994年，吴石牺牲44年后，女儿吴学成从台湾捧回父亲遗骨，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母亲遗骨，二人的遗骨合葬于北京西山福田公墓。
2014年，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成无名英雄广场，占地3000平方米，旨在缅怀1949年前后中共秘密派往台湾的约1500位隐蔽战线英雄。
广场上，四尊巨大的雕像依次为聂曦、吴石、朱枫和陈宝仓。
纪念碑背面刻有《无名英雄纪念碑铭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民族危急，别亲离子而赴水火，易面事敌而求大同。风萧水寒，旌霜履血，或成或败，或囚或殁，人不知之，乃至殒后无名。”
另一段铭文则寄托希望：“人有所忘，史有所轻。一统可期，民族将兴。肃之嘉石，沐手勒铭。噫我子孙，代代永旌。”
吴石等人的牺牲，终被历史铭记，他们的精神也在后世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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